陈某认为，上海市国土局不应仅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底稿，而应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复印件，遂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

而宪政与民主在起源时有着共生关系。他回家，那人还尾随着骂，一直他家门。

在现代，国家权力侵凌民众的危险在一些地方依然现实。不过，要炮制出众多领域、众多观念、风格各不相同的人和作品，怕是需要一大帮天神相助。这方面，雅典尤为典型。对僭主的态度反映了一种政治心态、或者说是一种在古代社会罕有的政治文化：对掌权者权力来源合法性的重视。公元前620年的德拉古立法是一次重要尝试。

德拉古立法以严峻著称，任何罪行都要被处死，被称为血腥的立法。民主政体产生于对掌权者的不信任，为使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不旁落，公民的权益不受侵凌，便需要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从公权力的运行规则来看，法无授权即禁止，模糊的规范断然不利于划定权力的边界，势必为膨胀性的权力留下恣意的空间，所以明确具体之于国家机构而言显得尤为必要。

[23]封丽霞：《法典编纂论——一个比较法的视角》，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31页。  三、具体化限度的保持与可行性方案的选择 在我国台湾地区，大法官会议承担着违宪审查的责任，在其所做出的诸多解释案中，法律规范表述是否符合法律明确性原则的要求曾多次被作为声请释宪的原因提出。法律用语力求简明，减少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使用，这对提高法律规范表述的明确性起着重要作用。[12]温家宝：《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2012-03-14，http: //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9-03/14/content_17444081.htm。

再加之学界和实务界毁多誉少的行政型审计体制，审计监督权运行所遭遇到的尴尬困境和政治压力可想而知，其监督制约功能不能充分彰显亦不难预见。有关受规范者之行为准则及处罚之立法使用抽象概念者，苟其意义非难以理解，且为受规范着所得预见，并经由司法审查加以确认，即不得谓与前揭原则相违。

为了让法律生命力更持久，积极开展立法评估极为重要。此在古代依法愚民者恒用之，今世不取也。[8]所以，立法是促进宪法实施实现宪法价值功能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事设岗，要求职能尽可能明确具体、机构和人员尽可能具体确定，同时职能明确也能不断缩小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空间，更有利于公民权利保障。

③笔者在月旦法学知识库以法律明确性原则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其中第432、445、491、521、522、524、545、573、577、585、594、602、603、604、617、623、633、635、636、638、653、654、659、662、664、665、669、672、680、689、690、697、699、702号解释案涉及该原则。[27][29]郑贤君：《宪法方法论》，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320页。公共利益与公民基本权利休戚相关，究竟什么是公共利益？《物权法》第42条和《土地管理法》第2条并未详加说明，只是照抄了公共利益这一概念。[19]穗积陈重：《法典论》，樊树勋译，上海：上海昌明公司，1907年，第124-125页。

立法机关有义务而不为属于典型的立法不作为。②公民基本权利部分，如第33、34、37、39、40、41、44条。

对于为受规范者所得预见的理解，从大法官会议所作的解释案来看，它强调的是相应规范的有无[14]和合理谨慎受规范人施以通常注意力下的认识与判断。②这些表达中法律一词，一般有形式法律和实质法律之分，形式法律包括明确受宪法委托的法律和隐含受宪法委托的法律。

然而就法律而言，其功能更多是定纷止争，为行为主体提供一个明确的行为准则，所以在规范上则表现出更具体、明确、可操作性强等特点。[10]虽然把这类规范视为宪法对立法机关的委托的认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立法机关在何时立法、如何立法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余地，不易加以规范，但是把这些条款看作制宪者对立法机关的积极敦促，无论是对有效规范立法权的行使还是对促进宪法的贯彻实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而这些概念的具体化和明确化程度直接关乎着公民权利实现的程度。一方面，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而规范表述趋同导致法律有失具体和明确时，法院或法官在适用与宪法规范表述相同的法律规范，其也只是在适用普通法律。韩大元，男，吉林延吉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有学者进一步归纳总结为：大法官对法律明确性的要求原则着重两点，首先，法律文字对于受规范者在主观上是否意义非难以理解，亦即藉由受规范者本身之专业知识及一般社会通念可得预见。  摘要:  在我国，法律与宪法规范表述趋同化现象比较普遍，这与沿用多年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技术不无关系。

2.在规范调整领域之内，注意受规范者专业认知与规范用语使用的协调，以促使规范用语在受规范者可理解范围之内。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宪法与法律在价值蕴含和功能承担上都存有较大差异，也正是二者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宪法规范和法律规范各自的面向、外在表现特点以及立法机关把宪法规范加以进一步细化、明确的必要性。

然而，相关立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只是简单地重述了公共利益一词，并未做进一步说明。至于总纲部分，本文认为执行低度明确性比较合适。

[18]此类例子在我国已是屡见不鲜，一部法律刚刚颁布，行政机关制定的关于该法的实施细则就配套推出。在本文看来，规范表述的科学化也是科学立法的一项重要内容，规范表述趋同化现象也应该纳入科学立法的评价视野，以使立法符合逻辑规律，促使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统一，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通过社会大众对立法具体化明确化程度的评价并使之反馈于立法机关，实现立法评估结果与立法的立、改、废以及法律解释工作的有序衔接。在本文看来，宪法的根本精神就是规范公权力运行，保障人权，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有赖立法的具体化。

古代以法律为权义之利器。[25]基于此，我国立法机关可以尝试按照立法依据、宪法规范、调整领域的不同进行类型化处理，以确立具体化程度的不同标准，从而实现宪法对立法权轻重有别的差异化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有利于宪法实施的说法不免牵强。在我国，国家机构管理中一直贯彻三定方案，即定职能、定机构、定人员。

[19]然而，如何做到法律用语简明，立法者所立之法律之文辞有三要件：一曰明，二曰确，三曰弹力性。④这些判决形式是笔者根据台湾司法院就因规范明确性而声请释宪案件的解释案所做的总结。

而作为审查标准的法律明确性原则，则是这套机制的核心内容。  注释: ①本文所言的基本权利领域主要限定在关系到基本权利内涵的界定、限制、剥夺的事项。[20]但在立法中，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使用不可避免，为尽量减少不确定法律概念所造成的规范内涵模糊性，立法机关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使用有必要加以类型化、具体化，作出进一步的说明。[18]刘俊海：《立法宜粗不宜细不合时宜》，2012-03-15，http: //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93097。

[21] 提高法律规范表述的明确性也应该充分重视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价值。[6][7][8][9][10]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17、5、148、158、157页。

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对此，在判决中常用到的一段话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特点：法律明确性之要求，非仅指法律文义具体详尽之体例而言，立法者于立法定制时，仍得衡酌法律所规范生活事实之复杂性及适用于个案之妥当性，从立法上适当运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条款而为相应之规定

一旦这些概念没有加以明确或具体化，难免被当作公权力掩盖其违法行为的法律外衣。[13] 在审查过程中，台湾地区大法官会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审查法律规范表述是否符合明确性标准的要求：1.意义非难以理解。